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尊敬的横渠先生：

        展信谨以陈仓秋露为凭——此刻我正坐在张载祠后院那方您当年批阅文稿的石案前，案上摊着泛黄的《张载集》，扉页被往来学子摸得发毛，您批注的“民胞物与”四字，墨迹虽淡，却似有温度从纸背透出来。风穿祠内古柏，叶声簌簌，竟像极了您当年在横渠书院讲学时，手指划过竹简的轻响。我是宝鸡乡下一名小学语文教师，今日提笔，不单是后学对先贤的叩问，更是想以一名“文脉传递者”的身份，与您细说这千年后陈仓大地的“实学”余温、“仁礼”活态——那些您当年刻在典籍里、落在田埂上的思想，如今正以最朴素的模样，生长在孩子们的笔墨间、乡人的日子里。

        先生可还记得，您归乡初建书院时，曾在院墙外栽下三株楸树？如今那楸树已高过祠檐，每到清明，花瓣落满您讲学的月台。去年春天，我带学生来此研学，让孩子们坐在月台上读您的《西铭》，读到“凡天下疲癃、残疾、惸独、鳏寡，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”时，有个腿有残疾的孩子突然小声问：“老师，先生说的‘兄弟’，也包括我吗？”我没急着回答，只领他去看祠内那方“救厄碑”——碑上刻着您当年的事迹：关中大旱时，您把自家仅存的两石粟米分给乡民，却独独给村西残疾的王翁多留了半袋，说“他行动不便，更要顾着”。孩子摸着碑上“王翁”二字，突然笑了：“先生也把残疾人当兄弟。”那一刻我忽然懂了，您讲“民胞物与”从不是玄虚的哲思——它是您给王翁递粮时的手温，是您见流民饥寒时的蹙眉，是把“仁爱”从书斋里拎出来，实实在在放进了陈仓的烟火气里。

        后来我在课堂上讲您的“实学”，总爱从您测渠的故事说起。您当年为引渭水灌田，带着弟子在横渠镇周边走了四十余日，白天用“矩尺”量地形，晚上在油灯下画渠图，连渠堤该筑多高、水闸该设几处，都要反复测算。有学生问：“先生是读书人，为何要管种地的事？”我就翻出《横渠先生行状》里的记载：您见乡民因不懂农时误了收成，就亲手编了《农桑辑要》，把“惊蛰播种、芒种插秧”的口诀写在竹牌上，插在田间地头；见孩童失学，就把书院的侧门打开，让放牛的娃也能进来听您讲“仁义”，还特意把“孝悌”二字写得极大，贴在讲堂最显眼处。去年秋收，我带学生去横渠镇的“张载农园”，园里的老农还在用您当年传下的“区田法”种地，见了孩子们就念叨：“这是张先生教的法子，保收！”——您瞧，您当年“士农不相离”的主张，不是写在纸上的空话，是老农手里的锄头、田埂上的竹牌，是陈仓人代代相传的“踏实”。

        先生的“四为句”，我在课堂上讲了五年，每讲一次，就多一分新的懂得，多一分新的收获。第一次讲“为往圣继绝学”，我怕孩子们觉得遥远，就从宝鸡青铜器博物院的“何尊”说起——那尊上刻着“宅兹中国”，是周人对“天下”的认知；而您在《正蒙》里说“天称父，地称母，予兹藐焉，乃浑然中处”，正是把周人的“天下观”，变成了普通人能懂的“万物一家”。有个爱画画的孩子，听完后画了一幅画：天上是父、地下是母，中间站着牵着手的老人、孩子、农民、书生，旁边还画了您讲学的书院。他说：“先生就是想让大家像一家人。”宝鸡疫情时，我们学校的孩子自发组织了“小横渠服务队”——有的帮独居老人买菜，有的给社区志愿者送热水，最小的孩子还把自己的压岁钱捐了出去。我想起您当年在书院里教弟子“患难相恤”，要求弟子们“见人有难，虽不相识，亦当救之”——此刻孩子们的行动，不正是对“为万世开太平”最稚嫩也最真诚的注解？您当年要“继”的“绝学”，从来不是故纸堆里的文字，是“爱人”的本心，是“做事”的担当。

        前几日整理旧书，翻出一本民国时期的《横渠乡志》，里面记着您的一件小事：您晚年身体不好，却仍坚持每月去乡学讲课，有次雪下得极大，弟子劝您别去，您却说“孩童们等着，不能误了”，最后是弟子背着您，深一脚浅一脚走到乡学。读到这里，我忽然想起自己刚当老师时的模样——那年我被分到宝鸡最偏的山村小学，第一次上课，教室里只有七个孩子，桌椅都是旧的，窗户还漏风。我当时差点哭了，可一想到您雪天讲学的样子，就咬牙留了下来。如今我在课堂上教孩子写“仁”字，总要让他们先写“人”字旁，再写“二”——我说：“‘仁’就是两个人，要想着别人。”有个孩子在作文里写：“我要像张爷爷和老师一样，做个想着别人的人。”——先生您看，您当年在雪地里留下的脚印，如今正被孩子们一步步跟着；您当年在讲堂上种下的“仁”字，如今正被孩子们一笔笔写进心里。

先生您知道吗？现在的横渠镇，有一条“关学巷”，巷口的石碑上刻着您的《乡约》，巷子里的人家，至今还守着“德业相劝”的规矩——张家帮李家收麦子，李家帮张家看孩子；巷尾的“横渠书社”，每周都有老人来读您的书，也有年轻人来写毛笔字，写得最多的，就是“为天地立心”。上个月，我们学校搞“笔墨传情”活动，孩子们把您的“四为句”写成书法，送给了镇上的环卫工人、公交车司机。有个环卫工人捧着字幅，激动地说：“俺不识字，可知道这是好话，是教人行好的。”——您当年说“文以载道”，您的“道”，从来不是给读书人看的，是给每个普通人的：是环卫工人扫街时的认真，是公交车司机停车时的耐心，是孩子们笔下稚嫩却真诚的字迹，是陈仓大地上每一个“好好做人、踏实做事”的身影。

        此刻暮色已浓，石案上的《张载集》被风吹得翻页，停在您写的“学贵心悟，守旧无功”那页。我想起白天给孩子们讲这句话时，有个孩子问：“老师，‘心悟’就是用心懂吗？”我说：“是，就像先生懂百姓的苦，所以要教人行善；我们懂先生的意，所以要教你们传承。”风又起，古柏叶落在书页上，像极了您当年批阅文稿时，落在纸上的墨点。

        先生，您当年期盼的“礼俗大行，民物康阜”，如今在陈仓已是寻常景象；您当年担忧的“圣学失传”，如今正被我们这些小学教师，用最朴素的方式传递——在课堂上讲您的故事，在田埂上看您的“实学”，在孩子们的笔墨里，见您的“仁心”。

        纸短情长，案头的茶已凉，唯有您的思想，如渭水长流，如古柏长青。谨以祠前一杯薄酒，敬您“为天地立心”的风骨；以学子百篇笔墨，续您“为万世开太平”的文脉。

晚辈后学 敬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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尊敬的张仲实爷爷：

        您好！我叫安子昊，是陕西省宝鸡市陇县城关镇西关小学的一名六年级学生。今天，我坐在村史馆的展板前，望着您戴着黑框眼镜认真读书的照片，心里涌起许多话想对您说。虽然我们相隔了近一个世纪，但您的故事就像村口那棵老槐树，根须深深扎进家乡的泥土，枝叶却一直为我们这些后辈遮风挡雨。

        张爷爷，您是从陇县走出的“耕读少年”，您在店子村出生时，中国还积贫积弱。两岁失去母亲，父亲常年在外奔波，您靠着祖父和伯母的抚养，才得以进入本村私塾读书。听村里的老人说，您小时候连膳食费都交不起，却总是捧着书卷不肯放下。1913年，祖父送您进私塾，您勤奋好学，后来更是作为陪读进入县城高级小学。1920年，您因成绩优异被破格留校担任见习司书生，正是这段经历，让您接触了《新青年》《向导》等进步书刊，立下了“实业报国”的宏愿。

        您知道吗？现在的店子村，依然保留着“耕读传家”的传统。村史馆里，您的照片旁挂着《张氏家训》，上面写着“重德修身，勤学笃行”。您从陇县这片黄土地上走出去，却从未忘记故乡的沟壑与麦田。

        1926年，您作为中共中央选派的留学生，远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，追寻真理的火种。在苏联，您为了攻克语言关，连周末都捧着《露和字典》苦读。1928年，您转入中山大学翻译班，与张闻天爷爷一起翻译马列著作。从《共产党宣言》到《列宁文选》，您用笔尖撬开了通往真理的大门。1930年回国时，您在履历表上郑重写下：“愿做党的宣传工作”。这句话，成了您一生践行的誓言。

        如今，我们的课本里也有您翻译的著作节选。老师告诉我们，您不仅翻译文字，更是在翻译“希望”——让黑暗中的人们看见光。

        1935年，您在白色恐怖的上海接任《世界知识》主编，生活书店在您手中成为“进步文化的坚强堡垒”。您出版《青年自学丛书》、主编《马列主义经典著作》，这些书籍像暗夜里的灯塔，指引无数青年走上革命道路。更让人敬佩的是，在抗日烽火中，您写下《抗战必胜论》，用笔墨作刀枪，在硝烟中守护思想的星火，坚定同胞们的信念。

        1940年到达延安后，您担任马列学院编译部主任，在窑洞的煤油灯下校订《列宁选集》。毛主席称赞您“半世纪翻译经典著作，一辈子宣传马列主义”，而您却常说：“我只是真理的搬运工。”

        1947年，您率慰问团在山西文水县发现刘胡兰烈士的事迹。您连夜调查情况，慰问她的双亲，并向任弼时爷爷汇报。您建议毛主席题词，最终“生的伟大，死的光荣”八个字让英雄的故事传遍中国，让英雄的故事永载史册。您说：“烈士的血不能白流，精神要代代相传。”这句话，至今刻在我们学校的红色文化墙上。

        您晚年仍抱病完成《马克思恩格斯传略》《列宁传略》，这种“春蚕到死丝方尽”的精神，常让我在懈怠时感到羞愧。每次英语单词背不下去时，我就想起您啃俄语词典的夜晚；每次想放弃难题时，就想起您校订《列宁全集》二十卷的坚持。

        张爷爷，请您放心！我们会从您手中接过时代的笔，会像您一样，把家乡的黄土攥成塑造明天的陶土，把您的理想熔铸进新时代的答卷。等我们陇县的麦浪连成金色的海洋，让陇县的故事传遍四方，一定会隔着时空，向您报一声：这盛世，如您所愿！

        此致

        敬礼！

您的小老乡：安子昊